◆史家做客

■受访：傅谨，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采写：本报记者 郭佳

■提要：《京剧历史文献汇编》的编纂出版，为早期京剧及京剧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梨园往事、伶人命运，粉墨背后，多少尘封旧事相伴，被无数文学艺术作品渲染着，让人平添几多感慨。然而仅仅靠故事和传说断然无法窥视一段历史的全貌，详尽且丰富的史料必不可缺。

多年来，京剧界关于清代早期京剧的研究资料，主要源于张次溪编撰的不足百万字的《燕都梨园史料汇编》及续编，近日，一套10卷600多万字的《京剧历史文献汇编》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发行，结束了以往史料阙如的状况。5年来，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带领来自国戏、人大、南大等学术单位的谷曙光、吴新苗、陈恬等年轻学者组成的庞大团队，将散落各地、形态各异的京剧史料，包括多部珍本、孤本重新捡拾，最终完成了这套丛书，其中一大半都是首次面世的资料。

■晚清的大众媒体有不少关于京剧的报道及评论，其中不乏名伶八卦

据傅谨教授介绍，该套丛书对《燕都梨园史料汇编》中清代部分的文献做了重新点校，增补了大量新内容，还搜集了近20种晚清的报纸。“这部《汇编》有多达三卷内容摘编自清末报纸，在当时影响极大的《申报》占了一卷，还有多种稀见报纸，有新闻亦有评论。”

来自报纸的资料，包括晚清曾轰动一时的名伶杨月楼、李春来的绯闻案的连续报道。《申报》、《顺天时报》等主要媒体都对其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印证了当时媒体的关注点与大众趣味的贴合。傅谨称：“杨月楼虽然是当时的红角儿，但戏曲演员一向被视为贱民，他与一位外地富商的小妾生出私情，本是两相情愿，却被商人的亲属以拐盗良人之罪，告到官府。官府滥用刑讯，各媒体也径称杨月楼为‘淫伶’，一片谴责和讨伐之声。但是因为媒体言论的开放，很快就出现了持不同意见的读者来信和文章，最后舆论竟渐渐倒向杨月楼。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尊重演员的人权和社会公平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申报》等媒体的大讨论，甚至对官府的裁决和法律适用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年后，各大媒体也相继报道了同样因为与戏迷相爱被告到官府的名伶李春来，租界当局、清代的官府与舆论之间的互动，十分令人深思。”

从晚清报刊有关京剧的报道，可以看到媒体在社会思想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到有关京剧的“京派”和“海派”之争（甚至“京剧”这个称谓最早也出于《申报》），甚至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清末京剧在台湾演出受到追捧的情景——那时台湾虽然是日本殖民地，两岸文化却是一脉相承。

那个时代的媒体和其他文献中，当然也包含了许多京剧界的八卦，比如说有文献提及谭鑫培年轻时刚毅的性格，他和天津的一位姑娘有婚约，但姑娘家嫌他家境贫寒想要悔婚，他竟然连夜步行至天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些趣闻轶事，都可以丰富我们对早期京剧的认识，也是清代社会史、新闻史的珍贵史料。

■晚清时关于“串头”的记录，提供了京剧历史上“导演”一职的新认识

一般认为，京剧从雏形到鼎盛，演出都是艺人口口相传，舞台上并没有成文的规范。《汇编》收录的清宫珍贵史料推翻了这些陈见。

傅谨介绍说：“清宫史料中有各种类型的京剧资料，我们第一次把一批‘穿戴题纲’收录进这套丛书。400多出戏的‘穿戴题纲’，详细罗列了每场演出中每个人物的穿戴与道具，虽然年代尚有争议，且这些资料以昆剧为主，但它们较完整地被京剧继承下来，这些严格的规范让京剧从开始就保持着很高的水准。另外还有39出戏的‘串头’，它们就是京剧演出最早的导演台本，详细记录了每场戏的演出顺序，里面有很多演出套路。今天很多传统戏的表演规范都已经失传，这些资料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到京剧剧目表演的严格规范，而且也深化了我们对京剧历史上的‘导演’一职的认识。”

《汇编》收有两册图录，其中吴小铃先生私藏的一本《北京唱盘》弥足珍贵，它是第一次面世。作为晚清时期唯一的京剧唱片附送的宣传册，它澄清了不少京剧早期唱片领域的疑难问题，也丰富了读者对早期京剧的认识。另外，《图画日报》中连载的许多附图的戏曲剧目介绍，很有看点，其中《三十年来伶界之拿手戏》，每出戏配一幅图，且有详尽的介绍。一些时装戏的介绍，也极有特色。

晚清时，不少文人以日记和笔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观看京剧演出的经历及感受，这些史料可以帮助后人了解京剧演出的状况。就在这套丛书即将出版前，偶然得到武汉大学程芸整理的《燕行录》中的京剧史料，在傅谨看来，这可以称得上是意外之喜。“该书记录了清中叶后出使中国的多位韩国使者在北京和各地看戏的经历和感受，以外国人的眼光看京剧，更为客观和独特。我们几乎是在出版前的最后一刻才得到这份资料，将这些文字加了进去。”

■坚持沿用“别字”，自以为是的校正或许会模糊对历史的认识

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傅谨在编纂之初就确定了几个原则：一是宁滥毋缺，二是横排简体，三是不对“别字”擅做校正。

他解释说：“宁滥毋缺是因为京剧从徽班进京到现在是一个形成的过程，受到多种声腔的影响，如果把资料局限在明确有关京剧的范围内，难免会有片面性，所以一定要保证信息的海量。其次，古籍整理本以竖排繁体为宜，而且那也会减少编纂的许多困难。但考虑到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为了让这部书得到更多的有效利用，更方便阅读，最后我们还是坚持采用横排简体。再次，是要保留文献的本来面目。很多艺人使用‘别字’（大多是同音字），如王瑶清（卿）、《挑华（滑）车》等，其中田际云的艺名‘响九霄’，有多达七八种写法，既然很难简单确定孰正孰误，我们就坚持沿用原来那些看起来像‘别字’的写法。尽管它不一定符合现行出版规范，但我们觉得如果擅加更正，并不是真正尊重历史的做法。很多场合，我们认为正确的写法，未必符合历史的真实面貌，如果把那些所谓‘别字’都加以自以为是的校正，或许会模糊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其实，这些音同字不同的记录，正体现了京剧‘口传心授’的特点，对于老一辈艺人来说，他们在乎的是读音的正确或接近，而不是文字书写的统一。我们这样的做法，古籍整理界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我希望能为后人留下处理类似文献的新思路——那就是让文献呈现本来面目，即使有明显的错误，最好也是加注，而不是擅自修改。”

在傅谨看来，不仅京剧，其他剧种、甚至曲艺都有大量早期文献，多年来文人在整理过程中，经常自以为是地擅自改动，这些经过修改的东西成了经典，于是人们并不清楚它们与原始文献的形态已经有了很大差异。很长一段时间，文人对艺人是不够尊重的，很多自以为是的所谓加工提高，其结果是可能会带来新的混乱。

■供图/傅谨